学者如何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提供更好服务

摘 要:高等教育公平追求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更有质量,更多公平”的基本原则是《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进一步倡导。然而,公平问题还有多少,不公平的现象还有没有存在,如何让高等教育公平的事业继续迈向深入,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公平问题涉及面广,牵涉主体多元,问题越来越复杂,很难依靠单方面解决,但是只要把每一个主体的责任落实好,那么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学者的角度出发,探讨其特别的服务和作用,分析其服务上所存在的问题,找出问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可以提高其服务质量的方法和途径,以期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中为提高高等教育公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学者;高等教育公平;促进;服务

引言

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公平问题并逐步谋求公平的过程。“教育公平”作为政策术语最早出现在200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十五规划”中,坚持教育公平发展的原则。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三年后,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把“促进公平”作为指导2010年以后十年教育改革的二十字方针之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的时代命题。[1]可以说,教育发展每一次重大时期都是在坚持教育公平的逻辑上前行。

从政策角度看,政府为高等教育公平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提炼为三个方面:一是入学机会的公平;二是资源配置的公平;三是针对性解决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滞后问题。[2][3]就入学机会而言,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为农村地区的学生以及为残疾学生所专门出台了相关普惠性政策。就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国家也出台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出台了助学贷款的相关规定。在毕业生就业促进上,人社部也实施了“中国大学生就业促进工程”。一句话,宏观政策已很丰富,实际问题也解决了不少,但我们的公平问题是否已全部解决,如果没有全部,存在着哪些问题,为什么很难解决以及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且针对性地加以研究和解决。

为了对已有文献做一梳理,我们就中国知网所收录的高等教育公平相关论文做了分析,以发现研究的主要趋势,发现问题的重点,并在此基础上发现还有哪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哪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就高等教育公平的学术论文而言,发表的论文总量近1,000篇。根据中国知网自然显示的30多项小主题,再根据我们的研究需要,加以合并和整合,出现了高等教育宏观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研究、资源配置公平问题研究、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等八项主题。由此不难看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入学机会是大家关注最多的问题,占论文总量的3/4有余。然而,关于公平的国际比较研究、就业的歧视问题研究、分阶层的教育资源差异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公平上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却少有研究和梳理。再者,思辨性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较少。最后,从学者这一群体的角度出发探讨学者们对高等教育公平事业发展的独特贡献的文献,则几乎没有。因此,本文的探讨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欠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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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等教育公平研究的论文主题分布图

学者服务高等教育公平中存在的问题

学者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是极为关注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建言献策,上为国家国策服务,中为学校改革和发展服务,下为学生和家长的疾苦而呼吁。然而,从知识动员的视角来看,学者的贡献在哪里,有多大以及如何把握,是一项十分有趣的课题。知识动员原理认为,任何学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对社会产生影响。知识的价值在于能够被用户活用。[4]有所用,有所价值;无所用,没有价值。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此一观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生产的知识,几乎不能影响用户,或者影响很小,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生产这些知识呢?如果这些知识没有实际用处,那么我们学者研究的合法性是否就成了问题?

学者创造知识的价值,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二是对高校管理实践产生指导;三是对学生权益保护产生影响。[5]所有这些影响都是通过我们所生产的知识而实现的。不生产知识,就没有效用。生产了知识,不能产生实际影响,还是没有效用。就高等教育公平而言,学者的价值就是看能否创造出有质量的与高等教育公平相关的知识,看这些知识能否对决策者、高校和学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一,重视知识生产却疏于知识的应用。从知识的生产来看,学者生产的知识可谓不少,但是必须看到,我们的成果有多少能够为国家决策做参考。有学者抱怨说,我们的科研成果很多都被锁在了柜子里,国家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成果,绝大部分结了题后也就结束了使命,作用不是很大。[6][7]为什么呢?只要结题了,任务就完成了。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科研上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却让效益终结在“半道上”。所谓“半道上”,指的是我们拿科研项目的目的就是为了结题,结题固然重要,但效益未能全部发挥出来。还有,如果为了做课题而发表,那么论文发表后没有人引用和参考,知识没有人应用,那也是效益不高的表现。知识动员的原理告诉我们,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我们不仅仅只是创造知识,我们还要让知识活化起来。因此,有没有服务的结果和效果是检验学者成果的试金石。这个现象与全民抗“疫”中关于病毒学家的科研评价有相似之处。病毒学专家不仅仅要去《柳叶刀》上发论文,还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8][9]

第二,大部分学者不熟悉知识分享的方法。大多数学者还没有很强烈的意识。他们想,怎么可以到处宣讲自己的成果?担心别人说我张狂。也觉得没有必要主动把我们的知识分享给用户。因为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用户,这是第一个问题。把成果传递给用户,我们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怕人家不理我们,看轻我们的成果,这是第二个问题。更有甚者,我们已经给有关部门报送过研究的成果和建议,但一直没有回音。一两次尝试后的无疾而终导致成果分享的动力和热情全面丧失。所有这些,都是知识动员和分享过程所存在的现实问题。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大学里也有同行,特别是工科教授或工程学者却表现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和状态。他们在推销自己的专业技术方面,比我们主动得多。在知识动员方面他们应该说是我们的榜样。因此,要向他们学习去寻找合作伙伴和潜在用户,要向他们学习如何介绍自己的专长及特别价值,要向他们那样与工程实践的改善始终捆绑在一起。

第三,很多学者还不善于通过知识中介将科研成果传递给用户。当我们有了研究成果后,不一定每一次都要亲自去找知识客户,我们也可以借助知识中介来达成目的。何谓“中介”,是指那些既与我们很熟悉又与用户很熟悉的任何人或机构。①例如:要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我们仅靠发表学术论文是不够的,应该将我们的观点整理成政策语言的报件,通过特殊的“中介”,传递给更高层的领导。在决策系统中,中层领导往往更加尊重高级领导,而非学者。如果我们借助了“中介”,将观点代为转交,让高级领导看到我们的成果,或许就能收到意外的效果。再如:我们要为高校提供规划咨询,可以主动上门推销专业服务,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教育主管部门或其他高校领导推荐,效果就会更好。因此,能否借力,也是考验我们能否为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公平发展,提供更好服务的关键。

完善学者服务高等教育公平的方法和路径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拟提出如下建议,帮助学者更好地服务高等教育公平事业的发展:一要练好基本功,提供和生产出深受用户欢迎的知识成果。二要更加主动地推销自己的成果,提高成果推销的有效性。三要广泛建设学术人脉,主动借力、善于借力,将知识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好。

1.提供有质量的、用户友好型的知识成果。首先,何谓有质量的成果,关键是提供更多证据本位的研究成果。所谓证据本位,指的是我们的成果要建立在实验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让事实说话,让证据说话,或者是让大数据说话。证据本位的成果有助于决策部门的决策,为什么呢?因为证据促进决策,证据加速决策。其次,要提供用户友好型的知识或研究成果。我们的科研成果要成为用户友好型,就必须进行二次科研加工。这个加工就是改学术语言为政策语言;改学术语言为媒体语言;改学术成果为操作性流程。科研成果能否找到更多的用户取决于我们对成果的改造水平。最后,要多了解用户的研究需求。决策部门的工作流程取决于决策动议。当一些动议进入了政策议程,另一些动议可能进入不了,这也可以理解为决策的窗口期。②我们要了解的是决策部门急需的政策动议是哪些。当我们的研究与政策动议合拍时,我们为决策服务的可能性就将有所增强。对学者来说,基于个人的研究专长是必需的,但是若没有与政策动议相关联,则会降低我们的成果最终被动员起来的可能性。说得直白一点,学者们腿脚要更勤快一些,要去决策机关多沟通,[10]多了解。了解了政策需求,我们研究的目的性就更强了,知识动员效率就更高了。同理,如果要为高校提供更好的服务,也要善于与高校相关负责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问题之所在,然后根据需求对症下药,让学者的服务成为高校实践的需求,让科研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此,学者的科研成果就将最终成为用户友好型的产品。

2.要掌握分享学术成果的技巧和方法。知识只有被用户所分享,才可以发挥更大效用。我们的用户是谁?是决策领导,是高校领导,是社会大众,是高校学生和教师同行,或者是媒体朋友。面对不同的用户,分享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有时候,比较简单。例如:用信件的方式邮寄给主管部长或司长,把成果装到信封里就好了。如果有微信,则更为简单,连去邮局的功夫都可以省下。有时候比较复杂,学者可能被邀请参加座谈会,也可能被直接点名邀请到决策部门去参加闭门会,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简要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二是注意调整学术成果表述的语言习惯。有一种语言叫政策语言,政策语言与学术语言有所不同。当我们在需要使用政策语言的时候,用了学术语言来表达,那么就有可能让决策人员尴尬。知识动员的原理告诉我们,学者要至少学会两套语言系统:学术语言和政策语言。还有一些特别的机会,有关部门要求学者为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提交一个提案。如果有此机会,那么就要下功夫准备好报告和提案。观点要十分明确,论述要非常简要,数据证明要恰到好处,而且还要熟悉提案的书写方式。遵循了这些原则,我们的提案就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们的知识就更可能得以动员了。

3.要学会借力,提高知识动员的效果。借力是学者提高知识动员效果的策略。首先,学会借力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要了解政策决策流程;二是要善于找准会使用我们成果的人;三是要扩大自己的人脉圈。所谓决策流程,就是一个涵盖政策动议提出、动议确定以及针对性调研再加上几上几下的审议过程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对于学者来说,最需要了解的是政策动议何时产生以及动议确定这两个环节。对政府决策流程熟悉的学者,对政策的影响力也会相对大一些。其次,要善于找准知识的用户。知识的用户是多种多样的,学者可以为某些高校直接提供咨询,也可以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所不幸的是,很多学者认为,研究教育公平的,就只能面对教育部;研究医学的,也就只能面对卫健委。这种思想略显狭隘。有些时候,教育部部属院校的学者可能在其他部委机关更有“市场”,案例之多不胜枚举。③因此,找对了客户,我们的建议被采纳的可能性就更大。再次,要扩大我们的人脉圈。学者知识动员的效果与其人脉圈有一定的正相关。如果说决策动议多数发生在部委机关里的司局一级,那么多认识司局长们,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政策研究关系,一定有利于知识动员。最后,要善于借力将自己的科研成果介绍出去。成果介绍通常有三种方式,即直接营销、自然演进和借力推进。所谓直接营销,指的是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直接送交有关部门的做法。自然演进,指的是我们只是将成果发表出去,听天由命,或许有决策部门慧眼识珠,或许石沉大海。而借力推进则完全不同,是指通过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来传递给决策者,以弥补学者与决策者之间没有政策研究关系的不足。借力往往会起到更好的作用。通常的方法有五种:一是通过新华社和《光明日报》,将成果变成内参而上呈到中央领导;二是通过两会代表将成果变成提案;三是以民主党派中央的咨询报告形式报送中央相关部门;四是通过政府内研究机构,以要报的形式向主管领导报送;五是通过知名企业家将研究成果说开去。所有这些借力的流程,无非是让一个重要的人物传给一个或多个更为高层或重要的领导,获得批示后再转发给行政主管部门,如此得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是政策动议确定部门的重视。这是一条看起来迂回但实际上却非常有效的经验。

学者更好服务高等教育公平事业发展的若干对策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学者也可以通过科研的努力对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就高等教育公平事业而言,我们认为,学者们可以借助政策研究和知识动员的原理,扩大自己的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以下六点策略,可以为其提供参考借鉴。

1.选题:要瞄准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如何选择我们的科研方向:一要根据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兴趣;二要考虑到政策的窗口期,多了解决策部门政策研究的需求,尽可能做到“有的放矢”;三是对公平问题保持敏锐,能够在大家没有发现问题的时候提前预料到一些政策研究的动向。与高等教育的入学公平相比,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校际差异和地区差异问题显然更大;与就业促进政策相比,隐性就业歧视的问题也相对严重。如何补公平问题研究之不足,仍然任重道远。 

2.证据本位:提高科研成果的可信度。决策部门早已进入了证据本位的科学决策时代了。科学决策最需要基于证据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的学者还是要做更多的调查,让研究成果建立在坚实的证据之上。如此,成果才更有可能被采纳,才可能找到应用的机会。

3.追求平衡:要协调好书斋的内和外。离开书斋不一定最好,毕竟冷板凳还是要坐稳的,但不离开书斋也不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不离开,我们就难以走进实践,不能发现急需的课题动态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不离开书斋,也不能将我们生产的成果推销出去。因此,应提高知识动员的敏锐性,在书斋内外做好平衡,需要坐下来的时候要能坐得住,需要走出书斋时候,一定要走出去。学者要多走进高教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当我们走进学校和走近学生,我们就会发现更多不公平问题的存在。调查是学者发现问题、从事政策研究的好办法。时下,学者的调查研究不是多了,而是非常得不够。

4.知己知彼:要熟悉政府的一般性决策流程。只有熟悉决策流程,才知道哪些人是关键性人物,才知道决策的窗口期,也才知道提交成果和建议的最佳时期。流程随时有变,但熟悉基本的流程,总比一点都不熟悉要好。

5.借力:要建构知识动员的共同体。不能将共同体作为唯一的努力方向,但是没有一定规模的共同体,我们在知识动员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遇到困难。有了共同体,有人向我们提供政策研究需求;有了共同体,我们知道向谁传递我们的知识和科研成果;有了共同体,我们可以借力发挥,通过他们将我们的成果提交给更为需要的部门。

6.抱负:要树立为社会多作贡献的信念。学者之所以受到社会如此尊重,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有报效社会的担当。有担当的学者一定不只是关注自己的一己之利,图的是自己的学术精进。有担当的学者一定是以社会的发展为抱负。抱负有了,就会时刻想着为社会做更多服务。抱负有了,就希望为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更多的思想,就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思想能否影响到政策,福泽到高校,影响到学生的命运。当然,抱负有了,也就不会为知识动员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而丧失信心。当社会理解不了我们成果的价值时,我们要学会解释、学会沟通。如果政府部门没有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可以锲而不舍,继续努力。如果本次影响力还不是很大,那么还有下一次。显然,抱负的有和无与最后是否能对高等教育公平事业产生影响也是直接相关的。

注释:

①所谓的机构,主要指各种类型的智库.

②所谓窗口期,指的是一个特别时期,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关心某一政策问题。窗口期,关心的人更多,政策问题讨论得更深入,也是政治动议转变成政策的关键时期.

③通常情况下,大学的隶属关系是特定的部委机关,但是科研成果服务的对象与隶属关系并不完全一致,如教育部管辖的大学,可能成为民政部门的高参,如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同样,教育部的大学也可能成为财政部的高参,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全文)[EB/OL].(20190305)[20200701].https://news.sina.com.cn/c/xl/20190305/docihsxncvf9915493.shtml .

[2]陈美卿.从公平的视角研究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政策[J].财政监督, 2009(15):7475.

[3]陈阳.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问题审视及对策探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12):2729.

[4]洪成文.完善知识动员机制 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J].教育发展研究,2014,34(5):3.

[5]孟彦,洪成文.从知识动员视角探析我国高等教育宏观决策有效性缺失问题[J].现代教育管理,2015(11):16.

[6]马立超.我国教育学科研究的区域学术影响力及政策启示—基于2011~2019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4070项课题的定量分析[J].上海教育科研,2019(12):512.

[7]刘晓倩.尽快释放“锁在柜子里”的成果[N].中国科学报,20140522(4).

[8]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政协委员热议科研人员评价机制改革 [EB/OL].(20200109)[20200701].http://news.sina.com.cn/o/20200109/dociihnzhha1459188.shtml.

[9]国家科技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EB/OL].(20200131)[20200701].https://www.sohu.com/a/369721616_120059213/.

[10]钟秉林,洪成文,李立国,等. 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取向及路径(笔谈)[J].教育科学,2019,35(6):113.

《北京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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